2012春季刊

從石門坎看少數民族宣教
27
6 月

從石門坎看少數民族宣教


文/彭召羊(董事)

年我有機會參與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同工培訓,親眼看到福音的果效。在過去十二年,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培訓和差派宣教士深入艱苦的少數民族地區開荒佈道,建立教會,把神的愛送到偏僻落後的山寨村落,給貧窮飢渴的少數民族帶來祝福和復興(特別是在雲南和貴州地區,過去十二年支持了三百位宣教士,建立了廿幾間教會)。少數民族宣教中心的事工不只在少數民族密集的西南雲貴高原,也遍及東北到海南、西藏到新疆的偏遠地區,並且在臺灣、越南、印度、尼泊爾等地展開支持與培訓當地少數民族的宣教事工。

向少數民族宣教是一項長期的福音和文化使命(陳孟賢,2000)。中國有五十五個官方正式認定的少數民族,包括467種不同的語言族群, 人口達一億一千多萬,大多分散在中國偏遠落後地區。他們世代信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或祖先崇拜,有許多根深柢固的風俗習慣與傳統。向這些族群傳福音,是少數民族宣教中心清楚的事工異象和長期的宣教使命。宣教是一段文化變遷的過程。文化可以藉由「符號」來獲取和傳遞,這種「符號」不僅是文字和語言,也是信仰和價值觀。福音的傳播從這種意義來講就是文化的傳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文化不斷演變,新的文化因素得到傳播。今天,在中國的都市文化中,城市家庭教會「浮出水面,進入主流」,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文化傳播的過程。如果撇開近年興起的中國城市家庭教會這道風景線,我們已經無法正確認識現今的中國都市文化。

基督信仰能夠被越來越多的中國市民大眾所接受,是福音的大能,也是基督文化「符號」的傳遞和發揚光大。當福音今天在中國大地星火燎原、特別是席捲都市的時候,讓我們不要忘記那些偏遠貧瘠地區的少數民族。本文從貴州的石門坎過去百年的興衰變遷,來看我們今天向少數民族宣教的福音和文化使命。

一、 福音帶動石門坎文明

基督信仰使石門坎搖身一變,成為苗族文化復興的聖地。

石門坎, 現叫石門鄉, 是貴州西北邊的一個小鎮,坐落在貴州威甯與雲南昭通交界的大山裡,大約有一萬五千名大花苗。在文化版圖上,這裡曾是茅塞未開之地。但在一百年前,隨著英國宣教士柏格理(SamuelPollard)的到來,福音傳開,一個「化外蠻荒之地」變成了「苗族文化復興聖地」,甚至聲聞遐邇,那時的國外來郵只要寫上「中國石門坎」,信函和包裹就能準確送達。

1905年柏格理來到貴州威甯,選擇在石門坎宣教。他以拉丁字母創立簡明易學的「波拉德字母」(Pollard Script)。這套現今被稱為「老苗文」的拼音字母,為苗族創立了有史以來的文字,使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傳揚,也可用更好的方式傳福音。柏格理還以此翻譯出第一本苗文聖經《新約全書》和第一本苗文《讚美詩》。隨著基督教的傳播, 苗民從蒙昧中醒悟過來,石門坎一帶苗民祭山、祭石、祭水、祭門、打老牛祭祖等習俗慢慢消失,十多種民間的祖先鬼神崇拜都被革除。苗族的寨老和巫師掌管婚喪喜慶、宗教活動、村寨糾紛等,當這些德高望重的領袖信耶穌後,全寨全村都信,一些阻礙苗族社會進步的陋習都得到改變:從混亂婚姻走向文明婚姻:苗族流傳一句話:「苗族不跳花,麥子不揚花。」跳花(或稱跳花坡、趕花場)是指苗族青年男女在野外自由戀愛,這種浪漫行徑派生出「踩月亮」、「宿寨房」等淫亂惡習,和搶婚、逃婚、普遍早婚的現象。基督教傳入後,苗民開始請傳教土配婚,實行一夫一妻制,家庭變得和睦,社會也更安寧。

從煙酒成癮走向煙酒有度:苗民常年居於寒冷的惡劣氣候,飲酒本為熱身禦寒,但由於長期壓抑與捆鎖,漸漸形成酗酒陋習,牢籠苗民身心。基督教傳入後提倡不吸煙、不飲酒,以茶代酒,使得煙酒成癮的苗民變為煙酒有度的信徒,實為福音的大能。從愚昧落後走進現代文明:石門坎原為不毛之地,柏格理從建教堂、辦學校開始引進全新文化,各地苗民便到石門坎來作禮拜,苗族小孩也遠到求學。有的從百里之外走一兩天的路,跋山涉水而來。福音像一把野火,迅速燃遍雲貴交界的苗山彝寨。原先只是苗族信教,後來苗族信教讀書勢不可擋,彝族也開始信教了,且要去石門坎信教。十年後,到1915年,石門坎一帶有苗族教堂22間,也就是22所學校,不計分校,僅石門坎小學本部已有學生四百餘人。石門坎的教育創造了許多當時中國的「第一」:第一實行男女合班上課,第一實行漢苗雙語教學,第一有足球場和男女分泳的游泳池。從建教堂、辦學校,後來又有麻風院、孤兒院、郵政代辦所。石門坎逐漸成為一個宗教、文化、教育、慈善、醫療、服務的文明社會。隨著福音到來,苗族文化在此得到復興。基督信仰的傳入在石門坎演繹了一齣文化和信仰互動交融的傳奇。

二、石門坎的衰落

柏格理,被譽為苗族民族救星。

1915年7月,一場可怕的傷寒病席捲石門坎,這是當時最可怕的「黑病」,許多苗人都外逃躲避,柏格理卻留下來救護染病送愛到的學生。不幸的是,兩個月後柏格理也不治而逝,終年51歲。他去世時,信徒已近萬人。葬禮那天,漢、苗、彝族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不少人在墳邊守候數日,不忍離去。柏格理的墓今天還完好保存,墓碑上寫著「人竟宿於石門,神將賜以木鐸」。後來,很多信徒死後都葬在墓地周圍,陪伴這個「苗族救星」。柏格理去世了,福音在石門坎的傳播卻未停止,許多宣教士來到石門坎繼續柏格理的宣教事工。文化和信仰的互動從石門坎往外輻射,到上世紀四〇年代,基督教在整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遺憾的是,從1950年代起,教會受到衝擊,宗教受到嚴格管制,苗族語言文字不再被重視,面臨「漢化」的趨勢。世世代代頑強延續自己歷史的苗族,在挫折中又回縮到傳統民間宗教,教會開始參雜許多迷信、巫術色彩。原本革除的陋習又回到苗族:「踩月亮」變為「轉公路」,年輕男女在村寨間的公路上相約交會;「宿寨房」變為「泡舞廳」,善男信女亦歌亦舞,以身試法;酗酒也氾濫起來;苗族孩子愛讀書的風氣也消失了,一是費用太高,二是讀了也沒用……。現在石門坎已從苗族文化復興的中心跌落到了現代文明的邊緣(吳成學,2009)。石門坎在過去的一百年經歷了前後截然不同的兩個五十年:從1905到1949年,由於福音傳入而引發了苗族文化的復興;從1950年至今,則是信仰和文化的削弱和失落。從正反兩方面見證了文化和福音的互動規律。

三、石門坎的教訓

中國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總書記當年在貴州省擔任省委書記時,曾經特別用柏格理的故事來鼓勵貴州奮發圖強。胡錦濤總書記說:「公元1905年,一個名叫柏格理的英國人來到了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的一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他帶來投資,就在這塊土地上蓋起了學校,修起了足球場,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當地的老苗文,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的教材,免費招收貧困學生。後來,一場瘟疫,當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卻留下來呵護他所愛的中國學生。最後,瘟疫奪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村裡,留下了他的一個墳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有人統計,這裡出過三個博士,培養出中國廳級以上幹部二十名。他傳播了知識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一百年過去了,至今這個小村,老人們儘管不識字,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柏格理用實踐告訴人們: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可以在貧困的落後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發展。」

柏格理去世了,福音在石門坎的傳
播卻未停止,許多宣教士來到石門
坎繼續柏格理的宣教事工。

胡總書記這段話的歷史詳實,但對事實的理解卻值得商榷。柏格理給石門坎帶來的不是所謂的「投資」,而是無價的福音,是福音的傳播給貧窮落後的石門坎帶來了超常規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沈紅研究員多次實地調查,得到一些令人深思的觀察。她說︰「石門坎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相交融的地區。……石門坎有從文化邊緣躍升到文化中心的歷史,也有從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邊緣的現實。…… 基督教的傳播帶來教育的興盛,基督教的停滯導致教育的衰退。」這是一個人類文化學者誠實中肯的學術之見。苗族有一首歌這樣唱:「見過的人都忘記了,只有花苗忘不了;走過的地方都忘記了,只有石門坎忘不了。」當今天中國大地(特別是都市)福音的烈火燃燒時,讓我們不要忘記石門坎,不要忘記那些偏遠貧瘠地區的少數民族。感謝神,少數民族宣教中心在十二年前深入石門坎所在的雲貴高原大山裡,把寶貴福音帶給少數民族,也興建學校,造成良好的福音和文化互動。這是神托付給我們的使命,深信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大能定要再次復興這地的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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